现代文翻译
唐诗的体制复杂多样。
前承乐府和古体诗,后开律诗和杂言诗的先河,抒情、说理、叙事、写景,成就辉煌壮观。
上自达官贵人,下至隐逸之士,文人执笔记录,民间口头传唱,遍地开花,丰富多彩。
它在中国诗坛上,也在世界诗歌史上,都占有并将永久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唐代、宋代、元代到明代中期以前,唐诗的选本很多,而全集很少。
明代中期以后,逐渐有人重视唐诗全集的编刻,便断代分期出书,但流传极少。
比如隆庆年间吴琯等人编的《唐诗纪》,只完成了初唐和盛唐部分。
到了清康熙四十五、六年间,才开始根据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以及钱谦益、季振宜连接编辑的《全唐诗集》
初稿由不同版本的诗集拼凑而成,有抄本也有刻本,我曾经写出目录,留作参考。
这部稿本现在存放在台湾。
清代内府的旧藏本是重新抄写的稿本。
)综合改编成为现时仍在通行的《全唐诗》。
《全唐诗》共有九百卷,收录诗歌五万多首。
因为时时急于求成,存在不少缺点错误。
近代有不昳,如刘师培、李嘉言等提出勘误和改编的意见,偶然也提到尚有可补之诗。
日本河世宁能早在我国韩隆时期进行《全唐诗》的辑逸工作,虽然所辑有限,又多属摘句,最后附李峤几首诗的校异,也还是值得欢迎的。
近半个世纪中,有罗振玉、王重民,包括最近舒学等,单从敦惶遗书中先后辑出唐人遗诗共约一百八十首。
只限于文士的雅言诗,而未收民间的口语诗,终令人对唐诗有不全之感。
我在较长时期,对全汉至隋诗、全唐诗,都留心辑补,随见随钞,各有积稿。
现中华书局以《全唐诗》先行再版,广征补遗。
最近一年多,我根据原辑加工,仅就手边可利用的书,加以钞补,五百五十余人,诗一千余首,摘句二百三十以上,词三十一首,编为二十一卷。
现时的工作以补为主,但也以补带校。
如不事先反复细校,则又不知缺在何处。
多卷集的大家、名家,比较难补,而零句比全诗更难补。
古今学者中,虽对某一家某一集,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而竟不知何者可补,或虽补而反误。
明、清刻本中,误补者更多一些。
如《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张籍集》,极为错乱,有《台城》及其他十题,共十七首,实为刘禹锡诗,《杨柳送客》等四首,为李益诗,竟大量收入。
席刻《唐诗百名家集》中,《马戴集》比《全唐诗》多出《早秋宿崔业居处》以下九首,皆为秦系诗,又席刻百家有《于邺集》,江标五十家小集有《于武陵集》。
《唐诗纪事》及《全唐诗》都分作二家,据《唐才子传》,武陵为邺之字,实为一人。
也有些诗。
见于两家以上,不能肯定为某一人诗者,保留诗题,文字出入较大者并存。
有此诗虽有疑问,如王维乐府诗等,也作为附录保存,留待后来学者参攷。
以上这些情况,都在诗前、诗后或诗人小传中,加以说明。
体例问题:现在略依原书凡例,如已有传的,就不再录,没有传而可以查到的,就畧补小传。
如暂时查不出,就参照原书前后人次,订其时代。
否则统依姓名笔划,集中放在「无世次」一卷之中。
本辑稿每诗后面,都注明出处。
所附小传及诗解等,大都引用原文,形式近于《宋诗纪事》。
原书补遗、歌谣、神仙等诗,也是如此。
不过有详、有略、也有遗漏,又多数不注出处。
这对以后校勘或改编《全唐诗》,有一定困难。
本辑稿破除以往惯例,不论帝王将相、朝野人士、妇女、僧道,都按时代先后排刊。
缺姓名而有时代,或有关人物可寻,也依照上例列入。
本辑稿略依《唐诗品汇》及《诗薮》、《唐音癸签》所论,暂分为初、盛、中、晚。
五代十国补诗较多,
)题作《全唐五代诗续补遗》,也是可以的。
胡震亨对胡应麟的论述,比较佩服。
但初、盛、中、晚,具体细分,又不尽相同。
如应麟以李适、孙逖为盛唐,震亨改为初唐;应麟以包融为初唐,刘方平为中唐,震亨都改为盛唐;应麟以元载、苏涣为盛唐,震亨改为中唐;应麟以魏謩、孙元宴为中唐,震亨又改为晚唐;应麟以杜荀鹤、沈彬、陈陶、黄滔特为晚唐,震亨改为闰唐。
而初、盛、中、晚之中,又各有先后,至于五代十国诗在《全唐诗》中混而不分,现也略依《全五代诗》并参照《五代史》、《十国春秋》加以区分。
本稿是继《全唐诗》原有补遗辑补的,故称《续补遗》。
笔者限于时间和水平,目前只能勉成此初稿,难免有误有漏,至于修改补充,更准确地加以排比,则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努力。
童养年于安徽大学一九八○年四月。
词语注释
胡音统签:应为《唐音统签》,明代胡震亨所编唐代诗歌总集
河世宁能:日本学者河世宁,字能甫
韩隆时期:指清朝康熙年间
敦惶遗书:即敦煌遗书,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古代文献
畧补小传:略补小传,简要补充诗人传记
无世次:没有确切年代可考者
闰唐:指五代十国时期的诗歌,被胡震亨视为唐朝的延伸
文学赏析
童养年先生的这篇《前言》并非诗、词、曲、辞中的任何一类,而是一篇针对《全唐诗续补遗》的学术序文。将其归入传统诗词体裁并不恰当,若宽泛地置于"辞"这一广义文体范畴,其本质仍是说明性与叙述性的学术文字,核心功能在于交代编纂源流与体例,而非审美抒情。
开篇一句"唐诗体制繁复",直接点出整理工作的难点所在。紧接着"前承乐府、古风,后启律诗、杂言",以十二个字勾勒出唐诗在形式演变上的枢纽地位,句式紧凑,没有冗余铺垫,显示出编者对诗歌史脉络的清晰把握。
梳理《全唐诗》的成书过程时,文本依循时间推移展开:从唐宋元明各代选本,到清康熙年间依据胡震亨《唐音统签》等底本编成通行本,再到近代学者的勘误与辑逸。这种线性叙述将庞杂的文献流传史压缩在有限的篇幅内,层次分明。提及日本学者河世宁在康熙时期的辑逸工作时,作者用了"所辑有限,又多属摘句"来陈述事实,随即以"值得欢迎"予以肯定。这一转折并非简单的褒奖,而是基于学术积累视角的判断——即便成果有限,其开拓性仍具史料意义。
进入作者自身的辑补工作叙述,文本转向具体的数据罗列:"五百五十余人,诗一千余首,摘句二百三十以上,词三十一首,编为二十一卷"。这些数字构成了工作的量化支撑,使"续补遗"的范围和规模变得可考。随后,作者并未回避困难,而是明确指出"多卷集的大家、名家,比较难补,而零句比全诗更难补",并坦言"古今学者中,虽对某一家某一集,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而竟不知何者可补,或虽补而反误"。这种对局限性的坦诚交代,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也反映了辑佚工作中常见的不确定性。
在体例说明上,"不论帝王将相、朝野人士、妇女、僧道,都按时代先后排刊"这一规定,打破了以往总集按身份等级排序的传统。对于"缺姓名而有时代,或有关人物可寻"的情况,采取"依照上例列入"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编者对文献残缺状态的务实态度,既未随意附会,也未轻易弃置。
文末,作者以"笔者限于时间和水平,目前只能勉成此初稿,难免有误有漏"收束全文,并将完善工作寄托于"今后进一步的努力"。这种表述符合学术序言的惯例,既交代了文本的阶段性特征,也为后续研究留下了修正空间。整篇文字以平实为基调,通过时间线索、数据支撑和体例阐释,完成了对《全唐诗续补遗》编纂背景与方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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