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ǔ与chéng程yòu右shǐ史lùn论shī诗dào道

现代文翻译

我过去谈论过诗歌的最初本源，发现它的规律是最为玄妙幽深的。

是自然造物之神的力量劈开了混沌天地，让各种声音在天地间呈现出雄浑与雌柔的交织。

物理现象中蕴含的道理是多么巨大而细微啊，人的本性本来就没有所谓美好与丑陋的分别。

当人最初的天真情真流露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在鸣响着自己内心深处志向所在的声音。

上古时代的百姓保持着淳朴的本色未曾消散，他们的灵魂纯净得像玉石一样没有瑕疵。

那是老幼不分、大家同在一个路口（衢）的时代，是君臣能够互相唱和诗歌的时代。

向下推演到《雅》和《颂》被创作出来的时候，中间还夹杂着民间风物那种祥和安乐的景象。

那时的诗歌是愉悦且紧密贴合生活实际的，风格温和醇厚，绝对没有后来那种轻浮浇薄的习气。

这些诗歌确实经过了圣人的筛选和裁定，但千万不要认为这已经违背或减损了古人原初的含义。

直到屈原和宋玉改变了赋的文体形式，苏武和李陵才开创了五言诗的体例。

七言诗的节奏就像追逐疾驰的闪电般迅捷，而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歌则如同萦绕在水面寒凉细波纹（寒漪）中那样幽远。

虽然他们各自都在施展自己飘逸的思绪，但观察他们的作品，就好比观察古代宗庙里的青铜鼎彝一样古朴庄重。

这些作品中只保留着奇特古拙的意境，完全看不出经过人工斧凿刻意修饰的样子。

令人伤心的是在《玉台新咏》之后的诗歌，那种以巧妙艳丽为能事的风气开始纷纷披散开来。

人们开始把像雕塑一样精细雕琢视为精妙，把高声叫嚷喧哗视为奇特。

到这个时候，诗歌其实已经沦落为一种单纯的技术了，又怎么能恢复上古那种大道呢？

在唐代，李白和杜甫（李与杜）也曾痛切地哀叹这种诗风的衰败。

后来的人稍微想要恢复古风的创作，往往又觉得《离骚》和《九歌》（骚些）中那种神韵被遗忘了。

后人喜欢标新立异立论，每个人（咸酸）都只按照自己的私心和偏好去看待问题。

他们往往用怪诞去指责白居易的平易，用粗陋去嘲笑杜甫的质朴。

他们哪里知道，在那些看似深奥玄妙的表面之下，实际上蕴含着真正令人怡然的趣味。

那些昏昧无闻的创作者群体，他们的一行行诗句，让人看了既有些许相信又充满疑虑。

我曾经凭着自己的胸中块垒，直言不讳地说：自从唐代以后就再没有真正的诗歌了。

我偶尔也会去登临揽胜山川，也会经历与朋友相聚与离别的时候。

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心悲喜的情感激荡，才把它们倾吐出来，写成了这些曲折往返的诗篇。

我哪里有什么去高攀古人、刻意模仿古人的意图，只是想以此来支撑和补救我内心那一点倾侧不安的情绪罢了。

杨雄那样的神童之才我都已经无法企望，如今能够懂得赏识我诗歌的，又还能有谁呢？

所以（如果）我在诗歌之坛下拜伏，大概是希望能让你（程右史）辅佐我做一面旗鼓（鼓旗，指代诗歌的旗帜与声势）。

希望能有像皇甫谧那样有眼光的人，依然能够像我赏识左思一样，懂得赏识我的诗歌。

词语注释

文学赏析

萧元之的这首《与程右史论诗道》，与其说是一首抒情的诗歌，不如说是一篇以七言古诗形式写成的长篇诗学论文。全诗没有起兴承转的婉曲，而是直接劈空入题，构建了一套从“混沌”到“古体”，再到“唐诗”乃至“宋人”自身的诗史演变逻辑，这种理性而热烈的论述方式，在宋代文人诗歌中颇具代表性。

最精彩的论点在于“我尝任胸臆，谓自唐无诗”。这句话看似大胆狂悖，实则并非要全盘否定唐代诗歌的巅峰成就，而是针对当时文坛普遍存在的“唐音”模仿之弊，提出了一种回归内在真实表达的激进主张。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回顾了诗歌的源头：“神工裂浑沌，声音相雄雌”，认为真正的诗道应当源于最原始的自然天理与人性本真，“当其天真发，各鸣志所之”。他极度推崇先秦时期那种淳朴无华的状态，认为《诗经》中的“雅颂”尚且保留着“和厚无浇漓”的底色，而到了屈原、宋玉一变，以及苏武、李陵的五言诗，乃至陶潜、谢灵运的诗歌，虽然风格各异，但都保留了“奇古意”，即一种未经雕琢的原始生命力。

诗人对唐代以后的诗歌演进持一种批判性审视的态度。他批评了“玉台后”那种以雕琢和噪音为奇的浮靡之风，并特别点出后人学杜甫学白居易时容易陷入的误区——“白以诡见斥，甫以朴见嗤”。他敏锐地指出了当时诗坛的一个悖论：后人在模仿中往往丢掉了精髓，白居易的“平易”被误解为“怪诞”，杜甫的“沉郁”被嘲笑为“木讷”。这种对历史误读的深刻洞察，展现了他作为鉴赏家的眼光。

诗的最后将笔触拉回自身，表明他写诗并非为了刻意“肩古”，而只是为了在登临山川、离合朋友时，将悲喜之情“吐作蹇复辞”（写出曲折往复的言辞）。他以皇甫谧赏识左思自况，既是谦虚，也透着一股孤芳自赏的坚持。整首诗在结构上严丝合缝，从形而上的“道”落实到具体的“人”，逻辑清晰，气势磅礴，是宋人“以议论为诗”的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