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áo嘲shū叔sūn孙tōng通

现代文翻译

凭借在马背上建立的功业，统治者本不喜爱文人雅士，但叔孙通却凭借编排礼仪的微末事务，一同参与并筹划了国家的大政方针。

那些大臣们实在可笑，他们贪图君主的赏赐，便轻易地同意在当时就把叔孙通尊奉为圣人。

词语注释

文学赏析

《嘲叔孙通》全诗四句，以冷峻笔法拆解汉初政治生态中经学与权力的微妙关系。起句“马上功成不喜文”并非简单叙述刘邦个人的好恶，而是勾勒出一种基于武力统治的逻辑：因“马上功成”，统治者更信赖刀剑而非典籍，这种对“文”的轻视，客观上为擅长制造礼仪程式的叔孙通预留了生存空间。

次句“叔孙绵蕝共经纶”中，“绵蕝”本指演习礼仪时使用的草束或丝绳，此处代指微末的朝仪排练。王安石用“共”字揭示出叔孙通与朝廷之间并非单纯的服务与被服务，而是一种双向的投机契约。将操纵草束的微末技艺（绵蕝）比附为治理国家的宏大谋略（经纶），本身构成反讽：所谓治国大才，在此语境下不过是配合权力展示其合法性的技术官僚。

第三句“诸君可笑贪君赐”将批判矛头转向附和的群臣。“贪”字戳破了君臣关系的本质：诸臣之所以接受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并非出于对文化价值的认同，而是为了从皇权恩赐中分得政治红利。他们的“可笑”，在于通过依附皇权、享受恩赐来确立自身地位，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此处逻辑转折至关重要，前两句聚焦于一对一的权力技术交换，此句突然扩大视野，指出整个官僚体系已沦为利益共同体。

末句“便许当时作圣人”以“便”字收束，透出轻蔑与荒诞。诸臣轻易将靠投机取巧获得权力的术士许为“圣人”，揭示了当时学术界与政治界合谋的真相：道德标准沦为权力交易的筹码。整首诗没有华丽辞藻，而是通过“不喜”、“共”、“贪”、“便”等虚词的精准搭配，层层剥开“圣人”光环下的权力运作实相。相较于苏轼对儒家正统的坚守，王安石此诗更犀利地指出，当道德依附于强权时，其神圣性即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