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é和táo陶nǐ拟gǔ古jiǔ九shǒu首 qí其èr二

现代文翻译

酒喝完了，您可以起身走了，我这儿还要再唱上三轮。

向来那些竹林高士，是不会把张涛和刘戎算在数目的。

有酒就学孟公善饮，千万别学扬雄那样在困境里空自辩白。

崎岖的路途就在沙山之上，风尘仆仆却不妨碍我在西风里高歌。

过去我从未真正通达，如今也未陷入彻底的困顿。

在通达与困顿都走不到尽头的时候，我就安然住在这杯酒里了。

词语注释

文学赏析

kind: 诗

intro: 元祐六年（1091）九月，苏轼由京赴汝州，途中经扬州，于定惠院或相关寺院与友朋饮酒作乐，期间完成《和陶拟古九首》。此组诗并非单纯模仿陶渊明《饮酒》篇目，而是以陶潜精神为底色，结合苏轼晚年仕途沉浮之体验，对“穷达”、“生死”、“物我”等命题进行的宋代文人式重释。其创作背景处于绍圣新政前夕，苏轼内心已预判政治风险，故诗中多有对世事无常的冷峻审视与自我宽解。

notes: 孟公：此处并非指鲁国大夫孟公绰（《论语》中以宽厚著称），亦非误读的《世说新语》人物。在唐宋文人语境中，“孟公”常作为泛称，指代能够慷慨豪饮、不拘礼法、提供精神慰藉的友人或游侠形象，源自汉代游侠孟尝等人以豪饮好客闻名的传说，苏轼借此营造一种超越世俗羁绊的饮酒氛围，而非考证具体历史人物。

张刘公：此处指代魏晋时期虽有名声但未必具备真正高洁风骨的人物，或泛指那些被世人推崇但苏轼认为不值得效仿的世俗名流。结合“向来竹林人”语境，意在否定将张、刘二公列入“竹林高士”或真正超越者的行列，表达一种对世俗标签的疏离。

阿堵：本为六朝时人指代“这”、“这个”的代词（如“阿堵物”指钱），此处苏轼反用其义，将抽象的“穷困”或“当下瞬间”具体化为可停留的空间。

shangxi: 起首“酒尽君可起，我歌已三终”，起势突兀，打破常规送别或饮酒诗的客套。朋友酒尽可去，诗人却独唱三遍，这种“不等而歌”的行为，通过“三终”这一具体数量词，将时间的流逝与情绪的沉淀绑定。苏轼并非因醉酒失态，而是通过重复歌唱构建一个封闭的私人空间，将外界（君）与内部（我）切割，暗示其已进入无需外界共鸣的自我沉浸状态。这种主动性，是诗人对孤独的一种掌控。

紧接“向来竹林人，岂谓张刘公”，通过反问语调划清界限。诗人认为，过往被标榜的“竹林”名流，不应混同于张、刘这类虽有名声却非真正解脱者的形象。这种辨析并非单纯的文学批评，而是苏轼在仕途失意后对“何为真正自由”的重新定义：自由不在于群体的名声，而在于个体的内心状态。随后“有酒从孟公，慎勿从扬雄”，进一步对比了两种应对困境的生命姿态。这里的“孟公”泛指那些能在醉态中保持自由、超越礼法束缚的豪放者形象；而“扬雄”代表沉迷于文字辩论、在虚无的理论中消耗精力的儒者。苏轼并非否定扬雄的学识，而是指出在极度困顿的当下，宏大的理论辩护显得苍白，不如像孟公那样，通过酒与歌谣获得当下的精神喘息。这是他在经历黄州、惠州、儋州多次贬谪后悟出的生存策略：以行动代替语言，不辩，不争，不解释。

中段“崎岖颂沙麓，尘埃污西风”，以“颂”字强行扭转了“崎岖”带来的痛苦感：即使道路如沙丘般荒僻难行，尘土弄脏了衣襟，诗人也将这种狼狈转化为歌咏的对象。这种将苦难审美化、诗意化的能力，正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精神的宋代变体，多了一层理性审视后的豁达。

尾句“昔我未尝达，今者亦安穷。穷达不到处，我在阿堵中”，是全诗哲理张力的核心。前两句“昔”与“今”对举，表面是时间推移，深层是心境转换。苏轼一生坎坷，既未真正“达”过，也未曾彻底“穷”透，于是他跳出二元对立，将“穷”与“达”都置之不顾。关键在于“阿堵”一词的运用，苏轼以幽默口吻将抽象的困顿具体化为可居可止的空间。这种处理消解了苦难的沉重感，使“穷”不再是终点，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执着于解脱，也不沉溺于苦厄，只在那杯酒将尽未尽、尘埃落定未定之间，安住自身。这种“在阿堵中”的安住，是苏轼对命运的具体回应，而非空洞的哲理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