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āi栽jú菊

现代文翻译

菊花既是名花又是药材，这两种身份都兼顾着；我种了这么多菊花，难道是为了避开世俗的嫌隙吗？

而我却不得不弯腰做官去领那五斗米的俸禄；我在赏菊时心中所想的，比起陶渊明先生的洒脱，实在让我感到惭愧。

词语注释

文学赏析

吕陶这首《栽菊》写得极有性情，通篇没有一处是在单纯描写菊花的外在形态，而是紧扣“菊”与“官”、“菊”与“我”的关系做文章，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言志之作。

起句“花名药品两相兼”看似平铺直叙，实则交代了菊的双重身份：既是园林中供人观赏的名花，又是药铺里治病的药材。这两层身份构成了全诗的逻辑起点。紧接着“种菊虽多岂避嫌”，一个“避嫌”用得颇为刁钻。通常人们种花是为了避尘世之烦，或者避俗人之扰，而诗人说种菊多是为了不“避嫌”，这里的“嫌”并非指嫌花多，而是指因种菊而可能招致的“避嫌”误解——即误以为诗人是像陶渊明那样纯粹归隐的陶潜。诗人用“岂”字反问，语气中带着一种辩解的急切：我种那么多菊，真的只是因为喜欢菊花吗？

这种自我辩解在第三句“而我折腰求五斗”中得到了证实。吕陶此时并未归隐，他仍在官场“折腰”，领取“五斗”米俸。这就在“菊”（象征归隐、高洁）与“我”（身处官场、被迫折腰）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张力。菊是避世的，诗人却是入世的；菊是清高的，诗人却必须随波逐流。这种矛盾心理，比陶渊明彻底的决绝要复杂得多，也更贴近宋代士大夫在仕与隐之间摇摆的真实心态。

结句“赏心于尔愧陶潜”是全诗的“诗眼”。表面上看，诗人说因为自己还在做官，所以在赏菊时感到对陶潜有愧。但细读之下，“愧”字未必真的是羞愧，更是一种清醒的自我定位。陶潜是理想人格的极致，而吕陶承认自己尚未达到那个境界，他选择“种菊”作为一种精神的寄托，而非生活的实践。这种“愧”，恰恰是一种诚实。诗人没有把自己强行拔高到陶潜的地位，而是坦承自己“折腰”的现实，只在赏菊的一刹那，心向往之，却又因身份所限而“愧”之难行。这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拉扯，比单纯的归隐宣言更具文学深度，也更具宋代文人特有的理性色彩。全诗以菊为媒，写尽了“为官”与“赏菊”、“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微妙尴尬，读来令人会心一笑，又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