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作著作郎的诗，志向激切言辞温润
光彩照人的作品，都因义烈而闻名
千次思虑竟有一失，如冰玉留有裂痕
谬赞我顽劣不肖，位列在诸子之间
因你讥评史氏之失，我也能详尽陈述
羲皇黄帝渺远难追，典籍却无遗漏
煌煌二帝之道，铺设在经典坟典之中
尧心唯有舜能领会，因而著书言志
皋陶夔益稷禹，大致无缝可击
缅想千载之后，后圣名为孔宣
深知皇王之意，缀书成百篇之旨
那时子游子夏之辈，不敢插嘴议论
确实啊，作遗训的职责在于圣与贤
为何到了近古，史官成了闲职
只让识字之人，窃取玩弄刀笔之权
随心书写曲直，不让当世之人观览
留给千万代，怀疑与信任并存流传
人人见解不同，各自偏私所见
像这样叫做褒贬，不如完全没有
况且大丈夫的志向，用舍取舍贵在当年
顾念我有微小志趣，愿以出处来论说
出仕不是为了利己，出仕贵在道义保全
保全大道岂是虚设，道全应当惠及他人
道全则富有长寿，道亏则饥寒交迫
成全我一身的安逸，不如万物安定
解救危难不沾手，拯溺不折损旋转
神圣啊伊尹的心，可以冠绝古之先
其次有独善其身，善己不善民
天地视为一物，死生视为一源
合杂分辨万变，忽若风中尘埃
高抗啊巢父许由的志节，尧舜不可迁移
舍去这二者之外，何必用名为宾
持此谢给著书郎，愚意不愿有所云
元稹此诗作于与白居易唱和之际，题为“和乐天赠樊著作”，实则是借题发挥，借樊宗师之“失”与“得”，展开一场关于史官职责、文人出处与道统传承的宏大论辩。全诗气脉贯通，层层递进，展现了元稹作为中唐古文运动干将的思想深度。
诗的开篇先扬后抑，写樊著作文章“志激词且温”，光芒四射，却因“千虑一失”而“冰玉不断痕”。这一比喻极精警——冰玉虽美，一旦有裂痕，便不再是完美之物。元稹以此起兴，引出自己对史学的深刻反思。他认为，上古圣王之道本在典坟，尧舜禹汤之德，孔子作《春秋》而“百篇”之旨可得，那是“圣与贤”的遗训，连子游、子夏都不敢轻易置喙。然而，时移世易，“史氏为闲官”，史笔之权落入“识字者”之手，他们“窃弄刀笔”，凭一己之心书曲直，不使当世观，只贻之后代。结果却是“疑信相并传”，人人异见，各私所偏。元稹由此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以是曰褒贬，不如都无焉。”这是对后世史官失德的尖锐批判，也是对“春秋笔法”流于形式化的深刻质疑。
在否定虚妄的史笔之后，诗人转而探讨“丈夫志”。他提出“出非利吾已，其出贵道全”，强调出仕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保全大道。这里的“道全”不仅指个人的道德完善，更指向“及人”——即兼济天下。他推崇伊尹“解悬拯溺”的神圣之心，认为其功业冠绝古今；同时也肯定巢由“抗志”独善的高洁，认为其志向连尧舜也不可动摇。这两种境界，一入世一出世，构成了士人精神的两极。
全诗最精彩处，在于其逻辑的严密与气势的磅礴。从对樊著作的惋惜，到对史官制度的批判，再到对出处的哲学思考，最后归于“愚不愿有云”的谦退。元稹以古奥的笔调，探讨了文学与政治、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诗中“全则富与寿，亏则饥与寒”等句，虽显说理，却因前文铺垫的宏大背景而不显枯燥。整首诗如同一篇微型论文，却又不失诗歌的韵律与情感张力，体现了元稹作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之外的另一面——深沉的历史意识与哲学思辨。
诗文录《和乐天赠樊著作》·元稹：https://gushiwen.space/poem/tang/yuan-zhen/2071749535783505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