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ù寓xìng兴qī七shǒu首 qí其sì四

现代文翻译

伯夷并不是真的喜好挨饿，展禽也不是真的喜好被罢免。

圣明的人从不把私利放在第一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万世效法的法则。

假如夷齐二人苟且接受了禄位，那么贼祸与叛乱又怎能被彻底杜绝呢？

假如展禽随顺心意随意离去，那还有谁愿意留下来辅佐国家呢？

他们外在的踪迹行为虽然有差异，但内在坚守的道义却万归于一。

词语注释

文学赏析

魏野此诗并非单纯咏史，而是一次基于道德逻辑的重构。起句“伯夷非好饿，展禽非好黜”开篇即破除表象，点出两位先贤的行为并非出于对个人境遇的偏好，而是对道义的坚守。这里的“非好”二字极具力量，因为这两字将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从被动承受“生存策略”转化为主动的“道德选择”，从而为全诗奠定了议论的基调。

诗人在中间两行展开假设性论证，这是全诗逻辑最严密的部分。第三、四行通过“苟就禄”与“苟便去”两个假设，揭示了如果伯夷叔齐接受官禄、展禽随意去留将导致的政治后果：“贼乱何由窒”与“何人肯佐国”。这里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而是以近乎公理推导的方式，论证了个人节操与国家稳定的因果关系。尤其“窒”字用得险峻，因为“窒”意为彻底杜绝、阻塞，强调了伯夷守节对于遏制祸乱的不可替代性；而“佐国”则对应展禽虽被黜却不离不弃的忠君思想。两相对照，一正一反，将“圣人不私己，动为万世则”的中心论点夯实。

尾联“其迹则有殊，其道万为一”是宋诗典型的理趣结法。前文铺陈的是“迹”（行为表现），最后一句收束于“道”（精神内核）。表面看，伯夷是“饿死”的极致坚守，展禽是“三黜不去”的隐忍包容，二者迹殊；但诗人指出，究其根本，都是不将个人利害置于道义之上的“一”道。这种由殊归同的思辨，体现了北宋初期儒学复兴背景下，士人对儒家伦理普遍性的追求。魏野以通俗的语言探讨深层的伦理命题，使得整首诗既具议论的骨架，又含温厚的教益，是宋代以议论为诗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