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ǔ蜀gōng公fàn范jǐng景rén仁zhōng忠wén文gōng公wǎn挽cí辞sì四shǒu首 qí其yī一

现代文翻译

司马相如的文章典雅华丽，扬雄的文风深沉精湛。

起初他是蜀地的文学侍从，最终成为了像汉代大儒那样的人。

因受到恩遇被封为公爵，退休时仍担任着宰相的重职。

他在太平时代辅佐君王建功立业，这与前面提到的两位文学巨匠有着本质的不同。

词语注释

文学赏析

这首挽辞的核心难点与亮点在于首联的“借代”与尾联的“辨析”。苏颂不直接夸赞范仲淹品德高洁或功绩卓著，而是起笔抛出“雅丽文园令，深湛扬大夫”两个极具文学重量的典故。司马相如之“雅丽”与扬雄之“深湛”看似矛盾，一主藻饰一主质实，苏颂却将其并列，意在说明范仲淹的文采兼备纵横之奇与古奥之深。这种修辞手法避免了平铺直叙的颂词，将一位政治家的文学修养置于两汉巨擘之间，分量极重。

紧接第二联“初为蜀词客，终作汉真儒”，将时空拉开，从早期的蜀地流寓身份提升至“汉真儒”的道德高度。这里的“初”与“终”不仅是时间线，更是一条精神升华的路径。范仲淹在蜀地任官时，尚以文名见长，被视为“词客”，但最终以忠臣直谏、平定西夏的政治实绩与道德风范，确立了“真儒”的史评地位。

后两句“荣遇封公爵，归休职禁涂”叙述其封爵与晚年相位，看似平顺，实则是为尾联的议论做铺垫。尾联“逢时致君事，自与二贤殊”是全诗的议论核心，也是诗人的审美判断所在。他说范仲淹在“致君尧舜”的政治实践上，与开头的司马相如、扬雄这两位纯粹的文士截然不同。因为前者是“逢时”者，在太平盛世能切实推行教化与法制；而文园令与扬大夫更多是文章千古，虽扬雄亦是政论家，但范仲淹的“致君”更具现实操作性与时代契合度。苏颂通过这种对比，不仅区分了“文人”与“政治家”的界限，更强调了范仲淹作为“真儒”在经世致用上的独特价值，这是对受挽者最崇高的定位。